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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１
回到鳥籠？中國新聞知識份子的衰落與奮起
胡元輝（曾任公視總經理、現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中國大陸傳媒業近二、三十年來的發展，澎湃洶湧、變化多
端。若謂最鮮明的變化軸線為何？許多人會毫不遲疑的回答：市
場化。
中國學者胡泳直截指出：「中國新聞媒體在過去 20 年裡最大
的變化就是商業化。」美國學者 Richard Baum 以意識型態管制的
放鬆、財務與行政的分權化、商業化以及電子傳播的新科技等四
種制度性力量，解釋中國傳媒自 1978 年以來所出現的爆炸性成
長，其中商業化一詞可謂市場化的別名。
不僅學界的研究將市場化置於中國傳媒演化的重要位置，官
方的說詞亦複如是。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所發行的廣電藍
皮書，在總結「改革開放」30 年廣播電視業的發展歷程時，便將
推動發展的力量歸結為「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科技進步和社會
需求四大力量」。
市場化非但是有關中國傳媒業變化的鮮明論述主軸，它同時
也讓傳媒體制的轉型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對於想要達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中國政府而言，市場化既可以在保有喉舌
功能下搞活傳媒業，又可以將本國傳媒做大做強以禦外敵，豈非
極佳的政策工具？對於中國傳媒工作者而言，市場化意謂著行業
地位的鞏固，更代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盍有反對之理？
003
4.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西方人士對中國傳媒的市場化同樣抱有好感，其原因不單
在於制度上的親近性，亦不只是著眼於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利
益，更重要的，許多人相信市場化將 ( 可能 ) 帶來中國政治體制
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特別是網際網路 ( 互聯網 ) 發達之後，此種
難以完全掌控的媒介，更讓中國傳媒工作者以及社會大眾有機會
走向傳媒自主與公民參與。
研究中國大陸網路積極行動主義 (online activism) 的哥倫比
亞大學教授 Guobin Yang 便認為，一旦非官方性民主的公民參與
擴張之時，其與官方制度性民主間的距離就為之縮短；Richard
Baum 亦指出，中國無所不在的防火牆之下，一個寧靜的革命已
經上路。「地殼板塊開始移動中，而且媒體正開始尋找一個獨立
的、批判的聲音。」
儘管市場化對中國傳媒業以至於新聞業的影響力，已被高度
肯認；甚至，它的正當性亦被高高舉起。但市場力量真能與國家
分庭抗禮？市場與國家是純粹的對立，還是絕對的共生？此外，
處於國家與市場 ( 社會 ) 之間的傳媒業或新聞業工作者又扮演何
等角色？他們是國家體制百分百的順從者，抑或市場機能全心意
的支持者？他們與國家之間是衝突關係，或是合謀關係？想要對
中國傳媒發展有如實理解者，顯然沒有理由回避這些問題。
已有一些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探索其間的奧秘，本書作者周
翼虎先生的《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中國新聞傳媒業 30
年》，毫無疑問系此類探索中的佼佼者。他的扎實研究不僅為上
述問題的解答，提出具有創意及說服力的論證，本身亦為中國傳
媒從業者的周翼虎，更憑藉直接參與的近身觀察，使此一研究同
004
5. 推薦序
時成為中國傳媒劇變過程的權威見證。
透過周翼虎的研究，我們看到國家意志的揚升，也看到市場
力量的虛無，更有意義的是，我們看到了利益集團的現形與傳媒
菁英的失落。用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
「中國新聞業在這 30 年的市場化發育、發展過程中，出現
了引人注目的權力和市場共生現象，它既沒有出現批判理論所鞭
撻的資本對大眾的壓迫，也沒有現代化理論所預言的一個集權體
制的瓦解和社會解組危機，而是一個國家、市場、社會、專業從
業人員四方皆大歡喜的多贏局面。」
周先生在本書中詳細論證，中國當代的新聞體制已經形成
一個擁有 89 萬從業人員的超級傳媒工廠，不過市場化無法成為
中國新聞業崛起的唯一答案，甚至是遠離事實的答案，當今的新
聞業亦非國家意志規劃下的結果，反而是各種利益集團博奕下的
意外產物。加速推動的產業化政策，與「強國家―弱社會」的結
構相結合，讓國家與新聞記者于九十年代末期形成一種「經濟利
益聯盟」，此種聯盟關係的確立，不僅使國家最終得以打敗新聞
業，連帶的也造成了新聞記者的價值轉化。
「在生存邏輯的決定性打擊下，市場化終於成為一場改變
新聞記者話語、力量結構與心理人格的運動。」此一結論縱非驚
人，卻依然駭人。周翼虎嚴謹鋪陳出一張傳媒菁英被產業化分化
的圖像，亦語帶傷感的勾勒出新聞記者專業聲望下降的歷程。不
僅八十年代新聞記者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復存在，周翼虎更
大膽預測：在一個日益高速運轉的機構裏，中國新聞記者強烈的
失落感將成為其高度依附政治的基本動機。
005
6.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被周翼虎稱為擁有「前知識份子心態」的新聞記者，一方
面深感自己在知識階層地位的下降，另方面則以依附國家權威來
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此種國家與新聞記者間的結盟關係，雖然
會因新聞從業人員內部的資源分配而有差異，也會因外部政治環
境的波動而有起伏，但在周翼虎的描繪下，中國新聞知識份子的
價值蛻變，不僅讓我們對中國傳媒市場化的發展脈絡有了新的認
識，恐怕也讓許多關注中國新聞改革的人士起到更深的憂慮。
新聞知識份子的衰落應只是中國整體知識份子敗退圖像中的
一個註腳。同樣是媒體工作者的新生代知識份子許知遠斬釘截鐵
地說：「知識份子基本上已潰敗」。他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中，
一部分對社會變革視而不見，僅能以世風日下之類的遁詞，掩飾
自己貧乏的智力；另一部分知識份子雖投入社會變革，卻只能以
簡單嘲諷或現狀的辯護來證明自我的存在。而如果知識份子都節
節敗退，特別是在社會公義上扮演關鍵角色的新聞工作者，那麼
中國的發展動向實已不卜可知。
儘管「國家」這個詞在中國已經由消極轉變為正面意義，市
場化亦已異化為反自由體制的結構性力量，不過「感慨萬千」的
周翼虎並不悲觀，他相信，只要國家與社會關係有所變動，國家
與新聞業的關係就有可能改變；一旦市場力量能為新聞記者提供
更為開闊的發展空間，中國新聞記者就有可能為自身利益爭取新
聞自主權。
「一個社會最遭糕的不是身陷粗俗，而是沉緬其中，放棄脫
出的努力。」對知識菁英有著高度期許的許知遠，將社會重建的
重任放在這些有勇氣不斷超越自我的「社會的頭腦」。儘管周翼
006
7. 推薦序
虎不準備在這本書中對傳媒菁英的價值觀變化做出評價，但他依
然在本書結尾時，以《南方週末》1999 年與 2005 年的新年致辭
做了寓意深遠的對比。
正如周翼虎所言，1999 年《南方週末》新年社評―「總有一
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之所以能在中國傳頌一時，甚至到今
日仍屢被提起，在於它擁有一種關懷弱者的人道主義情懷，在於
它堅持總有一種力量「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
顯然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知識份子性格上的衰落，既非歷史的必
然，亦非命定的結局。
歷史誠然是「一本充滿意外的畫卷」「回到鳥籠」也誠然是
，
當代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的寫照。但中國新聞知識份子的覺醒與奮
起，仍有機會為新聞業留下一個新時代的不朽標記。
007
8.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推薦序２
大陸新聞傳媒發展與未來走向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羅世宏副教授
有幸搶先拜讀周翼虎博士大作《中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 30 年》，深感周翼虎博士受過社會學和經濟
學的學術訓練至為扎實，驚豔於他細心搜羅的大量一手材料，更
佩服他直言不諱、堅持「學術無禁區」的治學態度和文字風格。
我非常喜歡這本書，也願意向讀者鄭重推薦這本書。
這本厚實的著作，出自周翼虎博士在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論
文，對有心一探中國大陸傳媒堂奧的人來說真是一大福音，而這
不僅是台灣讀者之幸，也是華文讀者之幸。
過去這三十年來，中國大陸傳媒發展展現出複雜多變的面
貌，但其中幽微的伏流與隱藏的運作邏輯，實非外人得以管窺，
遑論理解掌握。如今，周翼虎博士的這本新書以清晰的理路和細
緻的理論分析抽絲剝繭，以可讀的文字帶領讀者深入中國傳媒的
複雜動態，並從中提煉出富有洞見的解釋，讓讀者得以撥開雲
霧，看見在中國傳媒背後發揮作用的多重力量。
展讀之後，深受裨益之餘，我也願意在此對中國大陸傳媒發
展與未來向，略做呼應和補充：
（一）傳媒發展蓬勃，政治控制不變
近年來，中國大陸傳媒蓬勃發展，成長為每年營收超過人民
008
9. 推薦序
幣一千億元的產業，上繳稅款甚至超過煙草業，一躍成為中國第
四大利稅行業。無論舊報刊家數、發行量、廣電集團的數量和規
模、電視劇的生產集數，以及線民的數量而言，已然是一個傳媒
大國。
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新聞業的特殊性在於中國新聞傳
媒業始終是國家體制內的一部分，「黨管媒體、黨有媒體」的政
治控制格局從未改變，產權和人事的控制也未鬆懈，反映著中共
歷來對宣傳與思想工作「兩手抓」的策略（Brady, A.-M. (2010).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錢鋼，2008，《中國傳媒與
政治改革》，香港：天地圖書）。
造成中國大陸傳媒蓬勃發展的原因，最重要者厥為黨國壟斷
媒體事業利益，並結合「事企分離」的市場化策略，相當成功地
超越了市場化與政治宣傳控制邏輯上對立的悖論。廣告收入已成
為中國大部分區域廣播電視媒體的主要收入。從 1999 年以降，
國家財政撥款以外的商業性收入已占廣播電視收入的 85％，而廣
告收入又占商業收入的 90％以上。1992 年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
入是 5.6 億元，1999 年增加為 44.15 億元，2010 年超過 150 億，
佔有全國電視廣告收入的三分之一（趙月枝、郭鎮之，〈全球化
與中國電視〉，收錄在《第一媒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國
家廣電總局，2010，《2010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北京：
新華出版社）。進一步言，因為黨國牢牢掌握新聞傳媒的壟斷利
益，政府對於政治宣傳領域的控制力度，不僅未因市場化而弱
化，反而因為市場化而有所強化（Brady, A.-M. (2010). Marketing
009
10.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周翼虎（2009）〈抗爭與入籠：中
。
國新聞業的市場化悖論〉《新聞學研究》
。 ，100 期，頁 101-136），
可謂構成了「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的產業典型。
此不僅發生在傳統媒體領域，也擴及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
體。中共官方也開始有意識地擁抱擁抱互聯網技術做為宣傳的工
具，並以技術、經濟和其他手段實行網路綜合治理。揆其原因，
大抵是出於自身統治正當性的焦慮，各種因經濟發展而惡化的社
會矛盾，以及不符公平正義的社會事件，導致其對於「維穩」的
需求益加強烈。2010 年，中共維穩相關經費已超過國防預算，高
達人民幣 6,200 多億，並一再放慢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
（二）新媒體是官民角力但勝負未定的場域
民間對於網路審查和某些政府作為的不滿，因為新媒體的
蓬勃發展而得到宣洩，批判和另類的訊息與觀點得以更為廣泛
地流傳（翟明磊，2009，《中國猛博》，香港：天地圖書；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去年開始各種微博（micro-blogging）或社交媒
體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在中國大陸境內大為盛行，並且
在諸多社會事件中具有相當大的輿論影響力，2010 年也因此被廣
泛稱為中國大陸的「微博元年」。
為此，今（2011）年初胡錦濤特別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和完
善資訊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向來支持官方
且立場強硬的新聞學者李希光亦撰文主張：「抓住社交媒體大發
010
11. 推薦序
展的時機，制定中國的社交媒體發展戰略，積極主動地開展中國
的社交媒體群眾宣傳運動。（李希光，2011，
」 〈面對以網路社會
為中心的國家傳播〉《人民網》
， ，2011-05-25）。據 BBC 中文網轉
載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已有數百個公安部門建立了
微博帳戶，目的是為了改善警民的緊張關係，正反映這種官方目
前想要積極運用社交媒體與內部宣傳工作的思維。
（三）大力投資對外宣傳，成效有待觀察但不容小覷
2009 年以後，為了積極影響國際輿論，樹立國家良好形象，
中國大陸投入對外宣傳的傳媒資源更為充裕，企圖心也越見旺
盛。2008 年 12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指示央視：
「努力把中央
電視台建成技術先進、信息量大、覆蓋廣泛、影響力強的國際一
流媒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提出：「加快實現由傳統
媒體為主向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轉變，由以國內受眾
為主向國內國際並重轉變，構建覆蓋廣泛、技術先進的現代傳播
體系」（江迅，2010，〈胡錦濤部署大外宣格局〉《亞洲週刊》
， ，
2009 年 2 月 1 日）。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說，要「提高新聞資訊的
自采率、首發率、落地率，使我們的圖像、聲音、文字、資訊更
廣泛地傳播世界各地，進入千家萬戶」「充分發揮互聯網等新興
，
媒體的積極作用，佔領資訊化條件下宣傳輿論的制高點」（江迅，
2010， 胡錦 濤 部 署 大外 宣 格 局 〉《 亞 洲 週刊 》
〈 ， ，2009 年 2 月 1
日）。中國大陸國家級中央級媒體資金充裕，在全球大舉擴張，向
世界傳播官方主導的新聞；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媒體擴張是中國大
陸「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環節，也是這十年來中國大陸領導人力
011
12.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圖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國策組成部分（陳婉瑩，2010，〈中
國國家媒體全球擴張面臨考驗〉《傳媒透視》
， ，2010 年 8 月，頁
2-3）。
2009 年 1 月 13 日，
《南華早報》披露中國大陸政府準備投資
450 億元人民幣推動「大外宣」計畫，積極對外擴張宣傳。2010 年
1 月，央視進軍網路，開辦了中國網路電視台（CNTV）
，集新聞、
體育、娛樂和視頻點播於一體，是中國大陸首家獲頒網路電視牌
照的媒體機構，設有中、英、法、俄、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六個
。采外，大外宣計畫也包括新華社在 2010
頻道（陳婉瑩，2010）
年 7 月設立了 24 小時以英語播出的電視新聞台「中國新華新聞電
視網」
（CNC）
（正式簡稱「中國電視網」
，凸顯其官方地位）
，目前
覆蓋亞太和歐洲部分地區，將擴展到全球近 100 個國家及地區，並
以「中國的 CNN」自許。同一期間，
《人民日報》2010 年 1 月 1 日
起從 20 版擴張為 24 版，下屬的《環球時報》於 4 月推出英文版，
而《中國日報》則推出了美國版（陳婉瑩，2010，〈中國國家媒體
全球擴張面臨考驗〉《傳媒透視》
， ，2010 年 8 月，頁 2-3）。
除了加大對外宣傳部署之外，中國大陸也相當積極收購國
外傳媒集團旗下的現有媒體。最明顯的例證是具有官方背景的華
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2010 年 8 月從跨國
媒體大亨梅鐸手上買下「新聞集團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星空衛視
普通話頻道、星空國際頻道（在香港和新加坡播出）、音樂頻道
（Channel V），以及星空華語電影片庫 。
不少論者懷疑中共宣傳式新聞的成效，因為中共對外宣傳長
期存在著公信力不足和意識型態僵化的問題，但吾人不能低估中
012
14.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序：
劉世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作者博士論文導師）
三年前，當周翼虎的這部著作的較早版本完成時，雖然我認為
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但是對其能否獲得出版機會，我是不報樂觀
預期的。後來聯繫出版的進程多少印證了我的這種預感。然而，一
個多月以前，周翼虎突然告訴我，他的這本書已經提上出版議程，
並希望我作序。這使我有意外高興之感，並欣然接受了他的請求。
這本起名為《中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中國新聞傳媒業
30 年》的著作向我們講述了近 30 年來發生在中國新聞傳媒業中
的一段故事。這是一段內容豐富、曲折的歷程。其豐富性和曲折
性，從該書厚厚的四百多頁的分階段敘述中可見一斑。當然，儘
管本書資料豐富，我想業內外知情者讀後還會指出書中若干未能
顧及全面的地方，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對這段內容豐富、曲折的歷程從怎樣的角度去敘述，自然
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作者選擇了政府和新聞業者之間持續博弈的
視角，簡而言之，這段歷程被敘述為一個發生在政府控制新聞業
（特別是輿論導向）的力量和新聞業者追求自主性的力量之間的
博弈格局歷經變化的故事。本人在這裡不準備對這樣一個視角及
敘述成效發表意見，而僅僅想借此機會討論一下言論傳播權的分
配和界定機制問題。在我看來，上述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圍繞
言論傳播權展開的，而這個問題也是中國當代社會變遷中面對的
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014
16.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一個因素是價值和信仰體系。當一個社會所接受的價值體
系中存在禁忌時，對於主張打破這些禁忌的言論傳播便會施加約
束；當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信仰體系存在嚴格排他性時，對於可能
動搖其信仰的言論傳播會加以壓制，即不認可這類言論傳播權。
蘇格拉底之死的悲劇，強烈反映出社會價值體系對言論傳播權的
影響。中世紀科學家在研究成果發表方面所受到的教會壓制，便
是信仰體系影響言論傳播權的例子。
另一個因素是國家制度。對於國家統治者來說，由於言論
傳播可能引發集體行動，而某些集體行動可能影響其對社會的控
制，因此，他們對擴展性強的言論傳播總是高度敏感。不過，這
種敏感是否能夠轉變為運用強制力量界定言論傳播權的行動，卻
受國家政治制度的制約和激勵。在非競爭性的國家制度中，統治
者比在競爭性的國家制度中更有機會和激勵運用強制力量壓縮民
眾的言論傳播權，也更有機會和激勵來對言論傳播權實施差別性
分配。
有必要指出，在非競爭性國家制度中，統治者要想用國家強
制力界定的言論傳播權來完全替代社會認可的言論傳播權是做不
到的。要全面控制人與人之間的言論傳播，需付出極高的代價。
在中國的皇權時代，統治者可以搞幾個文字獄來警告讀書人的文
字言論傳播，但不可能封住廣大民眾的口。注意流傳的民諺，注
意朝廷在民間的口碑，正是統治者只能有限地界定言論傳播權的
證據。在 20 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雖然
以廣泛的「洗腦」、恐怖高壓和告密為基礎，使人們的言論傳播
權被擠壓得十分狹小，但這種狀況並不能長期持續，事實上，
016
17. 推薦序
1970 年後，反「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已經通過人際網路越來越廣
泛地傳播開了。這也說明，被社會認可的言論傳播權並未被國家
強制力完全替代。
近代以來，自從有了廣泛發行的報紙、廣播等新型傳播工
具以後，言論傳播權中的「通過何種渠道」問題被凸顯出來。掌
握了這些傳播工具的人，其言論傳播權運用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
大大增強了。當這些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或掌握在政府的潛在
競爭者手中，那麼，不可避免會形成對政府力量的某種制衡。周
翼虎書中所針對的那種流行的天真想法，即市場—企業機制引入
新聞業必將使政府喪失對新聞業的控制，新聞業也將成為自由言
論的天地的想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政府也在利
用這些新型傳播工具。在非競爭性國家制度中，政府可以利用其
控制的資源壟斷某些重要傳播渠道，並通過差別性地分配傳播渠
道利用權來力圖實現其掌控輿論導向的目標。在周翼虎的這本書
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到政府的這種努力。其後果，自然不同於在
競爭性國家制度下的狀況。
但是，即使在上述條件下，政府的掌控力也仍然是有限的。
政府可以壟斷重要傳播渠道，但不可能壟斷所有傳播渠道。如果
民眾發現，政府壟斷的傳播渠道中傳播的資訊是低質量資訊，那
麼，他們就會尋求替代渠道來獲取更高質量的資訊。這樣，政府
的掌控輿論導向的目標就會落空。因此，理智的政府會向其控制
下的傳播渠道中的媒體人留出一定的自由空間，以保持資訊的質
量，避免被民眾注意力完全拋棄。我想，周翼虎書中描述的新聞
業者和政府間的博弈，有不少是發生在這個空間中。
017
18.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近年來，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使言論傳播有了新的渠道。廣
大線民對互聯網的利用的確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政府原來對言論傳
播權的分配格局。然而，政府的積極回應也在加強。傳播技術的
運用受制度約束的道理不應被忘記。
周翼虎的這部書是以基於事實和邏輯的現實主義精神寫成
的，他努力去理解，何以三十年的新聞業歷程形成了今天這樣的
格局。但他顯然嚮往著更好的格局，因而將形成的那種博弈均衡
稱為次優的。更好的格局必須建立在新的博弈均衡上，否則就是
烏托邦，這是博弈論告訴我們的。我希望這部著作能夠對心懷理
想的讀者提供幫助。
018
19. 目次
目次
推薦序１ 003
推薦序２ 008
序 014
第一章 導論 023
第一節 中國新聞體制發展之謎 023
第二節 本書的核心觀點 028
第三節 對核心觀點的進一步闡述 037
第二章 理論淵源和方法：
國家-社會關係視角下的一個博奕模型 051
第一節 國家
社會關係視角下的兩個策略性行動者 051
第二節 結構性博弈的基本思想 057
第三節 國家
社會關係視角下的體制內雙邊對抗模型 060
第四節 解釋中國新聞業體制變遷的三種競爭性理論 070
第五節 國家─市場─新聞業傳統三方博弈模型的基本謬誤 085
第六節 對國家與新聞業關係方面的文獻回顧 094
第三章 作為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維繫基礎的新聞宣傳
（1949－1978） 105
019
20. 中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第一節 中國新聞業的基本功能
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的宣傳喉舌 105
第二節 1956年《人民日報》的新聞多樣性改革 112
第三節 激進黨性原則下的新聞業（1957-1978） 129
第四章 意識形態權力危機與八十年代新聞多樣性改革
（1978－1989） 138
第一節 國家總體性危機下的新聞多樣性政策 138
第二節 新聞業菁英與改革派領導人的蜜月時期（1977-1979） 142
第三節 新一輪的業務自主權之爭 147
第四節 意見不統一的國家領導層 157
第五節 日益活躍的新聞記者群體 160
第六節 國家與新聞業緊張關係的四個結構性條件 163
第七節 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參與爆炸的背後
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174
第八節 小結：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八十年代 177
第五章 國家合法性重建與新聞政策調整
（1989－1992） 187
第一節 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合法性重建 188
第二節 國家重申對新聞業的絕對控制權 194
第三節 八十年代國家與新聞業博弈的大結局 208
第六章 合法性互動基礎上的九十年代新聞專業化改革
（1992－1998） 210
020
21. 目次
第一節 新聞專業力量話語形態的轉變 211
第二節 中國電視業的崛起
話語技術形態帶來的突破 226
第三節 專業化建設驅動的產業擴張 282
第七章 市場驅動型逆轉：國家經濟軟控制的形成
（1999－2007） 310
第一節 九十年代末期國家與新聞業關係的總體態勢
國家力量的逆轉 310
第二節 九十年代末期國家力量逆轉的核心機制
市場化的陷阱 312
第三節 國家財政危機與新聞雙軌制的形成（1978-1985） 319
第四節 世俗化與新聞業的全面擴張（1985-1992） 338
第五節 一個國家超級新聞工廠的形成（1992-1999） 366
第八章 從挑戰到聯盟：新聞為國家服務時代的來臨 430
第一節 九十年代末期知識階層對新聞業產業化運動前景的兩種估計 431
第二節 政治力量對經濟力量的壓倒性態勢 433
第三節 市場化運動與新聞記者的心理人格、群體結構和話語形態 436
第四節 從權力走向權威
市場條件下的國家話語霸權 441
後記 一個當代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的生存史 445
參考文獻 471
021
23.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中國新聞體制發展之謎
改革開放 30 年來，中國新聞業 1 在新聞內容中性化、新聞業務
自主化和新聞運營產業化三方面都取得顯著進步。新聞報導從一個
單純的國家宣傳機器，逐步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新聞記者
的自主報導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已經很少介入新聞機構的一般性報
導活動，甚至鼓勵新聞業積極從事包括批評性報導在內的輿論監督
活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傳媒的娛樂內容明顯增加，甚至在
最主流的報紙、雜誌和電視上也充斥了大量以「法制」「教育」面
、
目出現的中性社會新聞。大眾也樂於看到越來越多樣化、非意識形
態導向的新聞產品。作為娛樂消費的重要對象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
成部分，新聞媒介已經深深嵌入到國家日常活動與大眾生活當中。
1
本書的新聞業是指具有新聞報導權、擁有專業執業資格人員的傳媒，如電視、廣
播、報紙、雜誌等，它必須同時包括兩個要素：一是法定的新聞報導權，一是合法
的新聞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員。現階段中國大陸網路這種新媒體在行業規定上沒有新
聞報導權，只能轉載主流媒體各類新聞報導，因此暫時不在本書討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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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但顯而易見，中國新聞業雖然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仍始終
呈現出國家力量一元獨大的強勢局面。在政治特性上，它依然屬
於國家宣傳機器，依然被國家強有力地掌握―國家牢牢地操縱
著大眾輿論，新聞界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甚至有學者將其稱
為「黨的公關公司」（He1998）。根據學者們（潘忠黨、陳韜文，
2006；郭鎮之，1999；孫五三，2003）的調查，記者們雖然不認
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但新聞專業主義、「同人辦報」卻也沒有
建立，中國的新聞記者處於一個職業倫理的真空狀態。在產業運
營方面，儘管主流傳播理論認為政治宣傳對公眾不會有吸引力，
但恰恰是以往不受歡迎的政治宣傳反而成為中國電視新聞業收視
率最高、最掙錢的支柱性部類。根據對中央電視臺 1990 年以來
的收入結構調查（楊曉民、周翼虎：306-307，1999），中國新聞
業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持續繁榮的直接原因是與政治性相關的新
聞報導帶來的廣告收入。種種現象表明，中國新聞媒體雖然經濟
上日益獨立，但對國家的政治依賴性反而更強。中國新聞業推陳
出新的新型政治宣傳，改變了以往的傳媒理論的預測，產生了以
下與主流理論相悖的不解之謎。
（1）國家對新聞記者越軌行為的懲戒方式越來越寬鬆，但
對輿論的調控能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增強。例如在「非典」時
期、伊拉克戰爭時期、全國大學生反美遊行時，以及處理各類重
大事件和社會熱點時，國家都顯示了超凡的輿論調控能力。在新
聞產業規模急劇擴張、市場力量日益強大的環境下，國家對新聞
業一元化、集權化的領導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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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一章 導論
（2）30 年來，在國家對新聞嚴密控制的背景下，儘管記者
各類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打擦邊球」話語挑戰策略幾乎無處不
在，但是從整體上看整個新聞業卻沒有像西方學者所預測的那樣
越來越走向反抗，相反記者卻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幫忙不
添亂，鼓勁不洩氣」的大局意識、陣地意識已經越來越內化為記
者的職業自覺。按照一般觀點，國家對新聞的管制即使不激發新
聞記者的反抗，也至少會導致從業人員積極性下降，但在實際觀
察中他們的積極性反而上升。以筆者的從業經歷看，中國電視新
聞記者是中國最疲勞的職業群體之一，平均每天至少工作 10 個
小時以上，經常達到 14 甚至 15 個小時。
（3）按照新自由主義邏輯，政府對新聞業的所有權管制和內
容管制會導致產業經濟效益下降。但是事實上中國新聞業競爭反
而越來越激烈，效益越來越上升，從全額財政撥款轉變成向國家
納稅的重要財源。改革開放 30 年來，中國新聞傳媒業迅猛成長為
每年超過 1000 億元的產業，利稅超過煙草業，一躍成為中國第四
大利稅行業 2。以非贏利事業單位中央電視臺為例，2002 年中央電
視臺向國家上繳利稅 12 億元，2006 年位居北京地區納稅單位排
行榜首位，屬於全國聞名的利稅大戶。
（4）按照新聞學原理，被管制的新聞報導將難以為百姓所
喜聞樂見，但事實是新聞產品目前越來越多樣化，群眾看到的產
品數量和質量都明顯提高。截止到 2005 年，中國一共有 2381 家
2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局長胡占凡在 2003 年（北京）廣播發展論壇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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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報紙，9000 種期刊，3000 多個電視頻道，2301 個廣播頻率，成
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傳媒大國 3。
從以上事實看，中國新聞改革離政府的滿意目標最近，與
飽受詬議的教育、醫療改革相比，似乎是最為成功的公共部門改
革；卻與新自由主義、管制理論、新聞傳播理論和社會運動理論
等現有主流思潮的基本邏輯相去甚遠。
傳統西方觀點認為，嚴密的政治控制是中國新聞業的致命
傷。嚴密的政治控制與上升的成本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兩難選擇。
首先，宣傳是保持政治控制的基本工具，政府必須盡可能擴大宣
傳規模、增加宣傳力度，將全民牢固置於其宣傳的資訊鳥籠之
中。這種宣傳事業擴張需要雄厚財力才能維持。但在改革開放初
期，政府財政匱乏，無法為宣傳事業擴張提供有效的經費保障，
只能通過從市場上獲取額外的收入來養活日益龐大的新聞業。由
於中國新聞業不具備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所認為的「客觀性」，民
眾沒有興趣去看「假」新聞，因此，中國新聞業將既不能從市場
上得到類似西方商業電視臺的廣告回報，也不能從國家那裏得到
有力的財政支持，這種無藥可救的經濟危機將使中國新聞業陷入
絕境。國家引入市場經濟發展出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新聞產業
後，隨著新聞記者「打擦邊球」活動的日益活躍，國家將因為海
量資訊的不斷湧入下而失去對政權的控制 4。
3
分別見 2006 年《中國新聞年鑑》《中國出版年鑑》和《中國廣播電視年鑑》
、 。
4
現代化理論的海量資訊機制是當今威權國家媒介民主化理論的奠基石，雖然當今西
方媒介理論研究已經逐步深入到對海量資訊機制背後的國家 - 社會關係變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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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一章 導論
根據以上邏輯，在嚴密的政治控制和市場經濟改革的雙重作
用下，中國新聞業的結果只有一個：既是失敗的宣傳，又是失敗
的經濟。
這就造成了理論上非常困惑的問題：為什麼新聞記者在微觀
層面獲得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在宏觀上輿論調控能力反而
越發強勁？為什麼新聞記者一邊抱怨過度的行政管制，一邊卻越
來越主動接受國家指揮的主旋律大合唱？為什麼在西方傳播學中
屬於貶義的「宣傳」活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能獲得如此豐厚的
經濟效益？為什麼國家一直強有力地保持輿論控制，公眾還能享
受到如此多樣性的新聞資訊？是什麼機制使中國新聞業在政治控
制、職業操守與商業利益這 3 個貌似不相容的體制性矛盾中發展
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
本書將以新聞業與國家圍繞業務自主權展開的體制內博弈為
主線，描述中國新聞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演化路徑，並
對上述 4 個相互衝突的特徵做一個統一解釋。由於長期的保密制
度和新聞政策，一般人難以理解隱藏在中國新聞業高速發展現象
背後推動體制變革的力量。本書認為，核心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
下國家權力與新聞專業力量長達 30 年的意志博弈的延續、深化
和演進。中國新聞業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早在 30
討論的起點實質仍然是以杭廷頓以拉美國家政治秩序變化為經驗基礎的現代化理
論。現代化理論認為，威權國家維繫統治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嚴格控制大眾媒介，為
了防止人民向威權挑戰，國家必須嚴格控制新聞自由。而在現代化進程中，威權國
家又不得不發展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商業和技術資訊的自由流
動，新聞業通過不斷增加的新聞數量和多樣化的新聞種類，逐漸使國家喪失對整個
社會的控制能力，最終使國家對大眾傳媒的嚴格控制走向終結（Huntington 1991;
Splich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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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年前就已經開始，迄今遠未結束，以上列舉的新聞業發展之謎都
與這場深刻的變革密切關聯。下面，本書將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
第二節 本書的核心觀點
本書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當代新聞體制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
89 萬新聞從業人員的超級傳媒工廠，這個工廠不來源於市場化改
革的制度設計，而是國家意志長期與新聞記者在體制內博弈的意
外產物。自 1949 年起，國家與作為宣傳工具的專業菁英之間就
圍繞業務自主權展開了不均勢博弈。經過近 30 年的改革開放，
一元獨大的國家機器終於借助市場經濟，促使中國新聞業日益走
向產業化和去激進化。
這個產業化和去激進化的核心機制，在於市場經濟對新聞業
多元化的逆向選擇機制：新聞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斷生長出來
的自主空間始終被國家強大的行政力量所壓扁，它一度呈現出蓬
勃生長的態勢，但最終在越來越殘酷的市場競爭中，選擇依靠爭
取國家的恩寵獲得更好的生存空間。
本書將從一個控制與反控制的二元博弈模型展開―集權國
家盡可能對新聞業謀求政治控制，與之相應地，媒介專業菁英也
具有獲取自主空間的本能。在一個不斷變動的國家 - 社會關係背
景下，雙方圍繞業務自主權展開了一場長達 30 年的攻防遊戲。
本書認為，只有從一個真實的歷史起點開始，理論才具有最
大的解釋力。無論是國家、市場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神話，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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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一章 導論
該首先被破解掉，才能找到當代中國社會國家、市場與新聞媒介
之間真實的邏輯關係，並解釋中國當代新聞體制種種看似相互衝
突的現象。
目前，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主流文獻，普遍採用「國家 -
媒介 - 市場」的三元模型來分析中國國家 - 新聞業關係的變遷。
在這個三方互動的理想型中，國家穩定不變地追求政治控制，
而媒介始終堅定地追求一種表達自由，市場則完整地體現公共意
志，三方處於一個力量均衡、相互牽制的行動框架中。
本書之所以採用一個「去市場」的二元博弈模型，在於中
國新聞體制變革這幕大戲當中的主角，是國家與新聞媒介專業力
量。在一個受教育人口相對稀少的國家，新聞記者長期被看作政
治菁英和知識菁英的一部分，也即被草野生民所高看的「文化
人」。在 1840 年以來的百餘年救亡圖存進程中，無論是社會情境
還是自身的文化傳統都賦予其深刻的使命感 5，並且扮演著影響民
族走向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角色。
5
時統宇認為中國新聞記者一直屬於知識份子的一部分。他將中國新聞記者分為 5
代，其中第一代是梁啟超為代表的被政治權力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第二代是張季
鸞、胡政之為代表的小罵大幫忙型記者；第三代是以范長江、鄒韜奮等為代表的具
有獨立人格的紅色記者；而第四代是以鄧拓為代表的黨的宣傳戰士。他特別描述了
建國以來的「第四代新聞記者」的自我菁英認知和救世使命： 「第四代即人們通常
界定的當代老記者、名記者，這是一個群體，他們以我黨的新聞媒介為活動舞臺。
這一代人歷經了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的榮辱興衰，他們有令人驚歎的光輝業績，也有
不堪回首的痛苦旅程，他們跨越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歷史階
段，他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把中國記者放在中國文化的圈子內，並從傳統文化
這一參照系來看，中國近現代記者同其他領域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是懷著近乎宗
教一般熱情的理想主義精神，獻身於民族的整體事業的。（1988:87-90）同類表
」
述還可參見陸曄、潘忠黨（2001）對中國新聞記者「成名想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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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
─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作為一群特殊的「文化人」，中國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擁有特
定的專門知識，但在中國的現代化史上他們一直扮演了高度關注
政治和社會動向並試圖影響大眾的輿論專家角色，積極介入各類
公共生活，並以此獲得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地位。作為政治人物，
他們絕大多數不掌握實體性的政治權力，只能通過自己在新聞領
域的專業服務在政黨生活中發揮間接影響。在中國千百年來國家
一元獨大的環境下，他們往往必須依附於某個部類的國家機器才
能生存。這種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的雙重角色，讓這個群體與國
家機器既有著極其緊密的聯繫，又對可能制約其意見空間的國家
機器存有高度的警惕。在 1949 年後的公共及私人生活裏，他們
和其他菁英一樣既臣服在國家機器的理想和光輝之下，又背負著
傳統文化和人格的沉重背影，他們命運的沉浮，既代表了普通中
國人的軌跡，又是中國知識份子 60 年精神歷程的一個縮影。
與這群公共知識份子同演對手戲的另一個主角，是擁有悠久
強權傳統的國家政權。中國當前新聞業總體面貌，根植於 60 年前
建立的一個高度集權的意識形態權力國家。1949 年以來，這個集
權國家 6 在各種環境下都展示出驚人的適應能力和生存策略，戰勝
了包括外來軍事干涉、國際資本、國內市場、社會自組織以及內部
政治力量挑戰的各種威脅，成為一元獨大的社會機制。它對新聞宣
傳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並始終堅持對新聞媒介的強有力的領導。對
6
此處集權指國家 - 社會關係意義上的政府權力的集中。1949 年到 1979 年，意識
形態主導了政治、經濟、軍事權力的高度集中。1979 年後，意識形態的主導能力
逐漸弱化，以社會治理為重心的威權型國家開始走上舞臺。與意識形態權力相比，
威權統治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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